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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维度:增进农民福祉

时间:2009-12-07 10:01来源: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06,9(2) 作者:江化开 郑庆昌 点击:
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观照下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新的历史阶段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学习领会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新讲话精神,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2):1-5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维度:增进农民福祉
江化开  郑庆昌
(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三农”问题、“城市病”、“千城一面”等问题在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凸显,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和警醒。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观照下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新的历史阶段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其可贵之处在于不讲究给“旧瓶”换上精美包装,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新酒”的份量和提高“新酒”的质量。本文试图通过学习领会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新讲话精神,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享有中国特色的“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维度;幸福感;等值不同质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特别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这一重要观点提示了这一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色、新维度和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提法,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时,侧重点集中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搞“大大跃起”,出现了偏差;十年动乱期间,提出建设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服务于政治需要,造成了严重危害;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提及时,主要是着眼于农村全面发展和小康建设的目的,产生了一定效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课题,是把它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使之成为了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长期性的目标任务。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其可贵之处在于不讲究给“旧瓶”披上精美包装,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新酒”的份量(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包括取消农业税、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32条含金量很高的“重农”政策)和提高“新酒”的质量(主要是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城乡统筹发展方针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等统领、指导、推进新农村建设,赋予了新农村建设的全新内涵)。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本文试图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探讨农民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增进农民福祉,让广大农民享有中国特色的“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
 
一、            从农民幸福感的争议说起
 
2004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2005年社会蓝皮书》[]。书中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的平均得分比城市居民高了0.6分)。一时间,农民和城里人到底谁更幸福的讨论成了媒体和互联网的一个热门话题,争议四起,参加者众。有的人质疑调查的方法、设计和结果以及调查机构的公信力;有的人甚至称之为“伪社会学”;有的人则支持这一调查结果,认为这是近年来农民增收、农村形势好转的反映;有的人认为调查结果可信归可信,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农民的幸福感,看到城乡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实际差距,不要被这条“幸福的消息”所误导;有的人认为幸福与幸福感有时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概念,有幸福感并不一定就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反过来身处幸福也不一定就拥有幸福感,不要拿幸福与幸福感混淆视听;有的人认为农民幸福感更强所折射出的是当前社会的深层问题,是一个不良信号,其背后是社会公正问题,应引起人们的反思,而不是兴奋。
2005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头条以《一项省级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因调查快乐源受到广泛关注——浙江:快乐指数昭示和谐取向》为题,报道了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陈惠雄教授长期研究快乐理论及其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研究成果[]。调查数据表明,不同人群的快乐指数及不同时期的快乐感均有显著差异。职业区别是造成人们快乐指数存在区别的主要因素。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的快乐指数最高,为0.72。其次为私营业主、教师与医生,快乐指数为0.7。之后依次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生0.68,企业一般管理人员0.67,农民0.66,工人0.64。快乐指数最低的为退休、下岗人员,仅为0.63。健康与亲情是城乡居民快乐的主要来源。在第一快乐源选项上,城乡居民分别有51%与50.6%的比例认为来源于健康,分别有27.4%与20.9%的比例认为来源于亲情,两个指标合计均在70%以上。不过,农村居民从亲情中获得快乐的比例,远低于城市居民。
关于农民幸福感或者快乐指数的调查,“社会蓝皮书”得出了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而“快乐指数”的调查结果更让人信服,其对研究和实践的参考价值更大。但是,据此得出中国农民的幸福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样的结论,还缺乏科学依据,也距离真实情况很远。事实上,就整个群体而言,我们认为,当代农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幸福感缺失问题。
 
(责任编辑:特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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