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课题研讨会实录(2)

陈冬：刚才郑庆昌教授对课题的前期准备做了简要的汇报。曹主任非常重视这个课题，春节前后召集有关同志谈了几次，形成了初步的课题研究方案，今天提交给大家讨论，怎样把课题做的更好，与省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对新农村建设更有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大家先议议，然后再分阶段、分步骤推进。下面请大家都谈谈大家对课题的想法和建议，使我们能把这个课题做的更好更深。

陈启锋（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先说几点自己的感受。这次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声势很大，这段时间媒体对这方面报道也很多，作为“三农”问题的研究者我们感到很高兴，对此寄予很多期望。特色研究会以此开展课题研究，很符合形势需要，我也很支持这个工作，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来参加。我长期考虑“三农”工作有这样的感觉，农业这个问题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问题。有的时候外部问题会更突出一些，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宏观的环境。现在突出新农村建设，把它当作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提得很高。我的想法是农村内部措施已经提得很多，所以我认为可能外部更要促进一下。光靠农业内部很难热得起来，很难长期坚持下去，这牵涉到整个战略部署问题和体制问题，这点需要考虑一下。我们在长期研究中，过去内部研究的较多，但实用性不强，而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走什么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内部考虑太多就显得不现实。这个课题必然牵涉到这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财物都要转过来，离开人财物这些基本因素也启动不了，这就牵涉到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以前以大城市、重工业化为中心，但这样走下去走不通，问题暴露得非常多，矛盾更尖锐更突出。今后到底要怎么走，根据多年经验来看，就是要回归农业。我们提出新的战略思路，就是中国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战略选择什么，就是要回归农业经济。我们这样提出不是凭空提出来的，是我们长期对农业本身改革发展过程的研究以及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对20世纪做的总结提出的。这个战略提出后我们也请了著名的有关专家审批，取得了初步共识。去年十五大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来，我们把这个观点进一步深化，我们复兴中华民族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农为本，以人为本，在21实现中华复兴，创建中华绿谷。为什么提绿谷呢?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低潮，日本德国发展很快，但美国依靠硅谷振兴起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科技潮流，保持主导地位。我们现在处于复兴阶段，现代化建设就是复兴，我们打出绿谷的牌子，就应该提出回归农业。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互动。北京、上海在投入上加大。北京由原来的10%、20%提高到一半，其他地区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但是我们毕竟财力薄，实力有限，要转变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以GDP衡量政绩。在体制上，要促进城乡互动、工农互动，特别在人财物配置方面，要倾斜。互动牵涉体制问题，是否以县域经济为中心，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研究，这都牵涉到体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来就不那么顺利，我认为还是要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我就先讲这些问题。

江化开（福建省特色研究会副会长、特色研究所所长、福建农林大学兼职教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在全新理念的指导下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重大。我就我思考的三个问题谈一下，请大家指正：

第一个问题是幸福感问题。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在我国，为了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步伐，采取了重工业、重城市策略，作为这种现代化、工业化的代价，我国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扩大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是消除了而是又产生了新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由于不平等地处于现代化发展系统之外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这就导致一方面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一方面农民的自身利益却受到损害，至少使农民的利益不能或难以有明显的增进。当代农民普遍面临两难，留在农村增收困难，留在城市就业困难，而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增收就业容易，但需要面临陌生生活，处于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经济人，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在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或农民企业家的共同选择往往是进城生活或是再创业，这种局面导致农村中的知识青年和致富能手的大量流失。但受传统文化力量的影响，许多先富裕起来的人还是会把根留在农村。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许多农村的面貌发生变化，但由于人才、资金、产业流向城市，不少农村出现空洞化的现象，呈现貌似繁荣、实则凋敝的局面。“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凸显更多源于农村外部，来自于现行的体制和现行政策。“三农”问题导致的严重的结果是农民幸福感缺失，这必然影响农村的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的学者认为，由农村人口组成的农民是由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群体组成的综合体，但几乎所有不同质的农民都感到幸福感缺失，只是缺失的要素不同。胡书记特别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这一重要观点提示了这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色、新纬度和价值取向。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对现实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前景的预期值。从城乡发展的进程和城乡特质特点来看，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应当追求等值不同质的目标。等值是指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基础设施，规划土地村庄，改善农村服务，完善治理结构使农村村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生活质量，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可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不同质是指这种等质化的农村生活不是城市生活的简单翻版和同质化，而是从各地实际和传统出发，逐步形成现代化特征和各地农村特征兼备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特色或民主形式和中国化的问题。不可否认，我国许多的城市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中国特色和民主形式，实际上许多农村在建设中已受到城市建设中指导思想偏差的影响。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千差万别，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更多挖掘和发扬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地方形式，使新农村建设呈现出独有魅力和特色。

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开放的概念很早就有，但开放的内容到今天现在变得更丰富。开放是交往，是互动。在开放方面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在开放度较高的国度，同时并存着相对开放的城市和相对封闭的农村。农村如果在开放中无法承受城市和外部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力，这种冲力来自于发达国家先进城市的文明差距、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农村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在新农村建设中封闭不足以消除外部冲力，只有开放才能把外部冲力转化为推进农村建设发展的动力，但在开放中仅仅被动的接受城市和外部世界，如夕阳产业或影响环境的产业的扩散，也许永远无法缩小差距，反而造成无法承受的结果。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选择自己的开放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开放包括信息、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的含义，开放在本质上是交往，是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交往。物质交往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精神交往可以培育新型农民，增进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的医疗教育体系，改善农村软硬投资环境，一方面吸引走出农村的农民回乡投资，另一方面吸引城市和国外投资者到农村投资。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若隐若现的手”。如果我们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影响农村经济运行和农村经济生活的重要力量是乡村的习惯、习俗、惯例，这有别于看不见的手，我们称它为“若隐若现的手”。从习惯、习俗、惯例到制度，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演化过程，从习俗经济、惯例经济到制度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由于受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习惯、习俗、惯例这只若隐若现的手对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也不同。习惯、习俗、惯例特别是传统的习惯、习俗、惯例在中国农村力量十分强大，作用非常明显。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能很好的研究并引导这只若隐若现的手，工作会更容易开展，效率会更高。所谓尊重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尊重农村的习惯、习俗、惯例的含义。如许多农村的消费生活方式有很大影响力，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加以研究和引导，我说的三个问题是我们在研究和时间过程中容易被忽视但又很重要的问题。

吴兴南：（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想：第一，应在研究之前考虑农民想什么；第二，农民需要什么，政府能给他们什么；再一个，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土地所有权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农民想什么。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给予农民安居乐业的环境就可以，但现在农民不安于留在农村。老一辈是留恋土地的，但新农村的年轻人和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回农村，而他们在城市又没有他们的家，但农村也没有很好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究竟在想什么，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是个潜在的社会问题。通过新农村建设，使他们回到农村呢，还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扩大城市的容量呢，解决这些农民的就业和安居？这是个很大的课题，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农民究竟需要什么的问题。新农村建设描绘的蓝图很美妙，农民急于摆脱贫穷，要致富。在目前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通过和农民工的接触，我了解到他们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方法就是进城务工，他们认为哪怕10天在城市里打工也比在农村忙一个月强。这反映出的问题是农村靠农业自身不能摆脱贫穷落后。所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尽管对居住环境的改善，从管理上更加民主更加开放，如果没有相关的好产业让他们比较快地致富，这样的建设会有很多的阻力，农民的积极性参与性都不会高，这是很难落实下去的，这些是有教训的。再一个问题是我们政府究竟能给农民什么。以往通过扶贫或是别的方式最后成效不是太大。政府究竟多少投入，能拿多少财力推动此事，我们不太了解。但在目前仅仅依靠政策是做不了事的，政策的感召力大打折扣。

第三个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若干年前就有不少学者认为通过私有化使农民土地可抵押、转让或出租，农民用这部分资金进入城市，进行重新创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设我们的大农业，这是涉及到土地制度问题，是个相当大的问题，是个宏观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是实行高度的农村自治还是处于过去政府的管治？高度自治的话，农村和政府的关系怎样？是管制还是控制？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我们说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关系如何处理协调和衔接，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农村仅停留在种水稻、种水果，而产业支撑上依托什么？像这些问题都是很具体的，必须考虑的。我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很鼓舞，但我更多从存在的问题方面考虑。

吴声怡（福建农林大学经管学院系主任、教授）：新农村建设这个课题是富于创新的。我讲四点：

第一点，我发现我们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存在几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不管是研究者还是行政指导部门，把城市生活的观念强加给农村，没有考虑农民是否愿意接受新农村这种模式。农民在想什么，农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第二，我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出现了危机。问题在于是如果城市确实有文化，那乡村文化出现一些危机没有什么关系，但问题是城市建设是没有文化，城市建设特别是县级建设没有文化。我考虑的是，其实城市建设可以从乡村文化中吸取营养，也就是乡村文化的重建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有这么多想法，但是应当考虑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在建设过程中，除了政府输血外，应形成造血的功能。怎样通过农村有文化价值的开发，比如旅游业，形成产业，通过市场机制的设置，农村形成良性的造血功能。这里还涉及到农民培训问题，农民素质的提高问题，是与教育有关的问题。我是搞文化的，很有幸我参与了这个课题，我想以后可以把它好好的应用在里面。

第四个问题，我想讲讲S文化观视野下的和谐乡村的构建。我说的S文化观也就是苏主任提的共和观的具体应用。在现代经济、管理学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循环经济的观念，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把这些思想变成通俗理念灌输到农民的思想中去。我们不仅培训农民的基本技能，还要培训他们的观念，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农民的经营方式也可以树立和谐的、生态的观念，关键是要把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去。这里涉及到观念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会设置一些机制，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 (责任编辑：特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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