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特色研究会

       尽管中国智库数量很多，不过“真智库”数量、质量皆有限

　　从兰德公司“抢中国智库生意”说起——

　　一说到全球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绝对赫赫有名。比较不为人知的是，兰德公司也有中国“雇主”。他们为海南、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做过调研报告。例如，当初为了迅速地发展海南省的经济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他们曾为海南省提出了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兰德公司这个“外来和尚”做这些研究先天不足，毕竟是美国智库，很多东西出于“安全”考虑会有限制。另一方面，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智库机构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约3.5万人。为何这些沿海省份舍近求远呢？

　　09年的时候，兰德公司总裁汤姆逊曾经来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并没有类似兰德这样的综合性智库，即研究领域也很广，每个领域的专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机构。比如兰德在物流、能源、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领域又远不止这些方面。”这其中，除了强调综合性之外，也有强调实用性的意思。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智库其实就是提供公共政策的，社会有这样的需求；第二，中国的智库在提供公共政策上似乎能力还有欠缺。这是为何呢？

　　被“抢生意”的中国智库短板：不够独立导致不够深入，缺影响力、公信力

　　什么是智库呢？英文叫“think tank”，有人也把它称之为“思想企业”，专门制造思想产品的。这种“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独立。尽管它可能从政府、财团获得经费，但独立于二者。所以，一些新闻报道中把中国古代的“门客”、“谋士”拿来和智库类比并不妥帖。真正的智库其实和官方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不相同，是个“舶来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民间智库只占5%。而这些机构一般很小。难有影响力。绝大部分智库都是官方、半官方背景的话，因为经费的依附等因素，很容易走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外智库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所做《新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建设的建议》就说得很明白，“国内智库的主体是各级党政组织主办的研究机构，针对特定问题及其所提政策建议的讨论，缺乏不同群体的深入参与，公信力不够。”另外，在一些报道中也提到，由于担心自己的建议不符合相关部门意见，怕影响到“前途”，一些智库不够中立。

　　所以，前不久，在人大举办的一个关于智库的研究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同意，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可以说，99%的研究机构可能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

　　可在现代社会，智库对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很有作用

　　智库能提供思考公共政策的理性工具，而非一个简单的“复兴指数”

　　中国有过这样的智库报告内容：“中国2049年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让人觉得不明所以，甚至觉得智库无用。实际上，智库的确会提供一些数据，而依托在数字背后的，却是解决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工具。

　　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智库叫费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该研究所的口号就是，“如果重要，就去量化它”。因为这个研究所认为，在很多有关公共事务的争议中，人们总是困于眼界，依靠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来发表意见，如果能够帮助人们全面考虑问题，那么许多争吵就无必要了，容易达成共识。

　　例如，费雷泽研究所曾发现，加拿大在择校问题上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而家长作为纳税人，也对公共财政能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很关切。所以，从1998年开始，费雷泽研究所就通过很详细的数据，发布加拿大几千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报告，除了综合实力排名外，甚至还细化到每一科的能力上。这样大规模的发布很快引发反响，受到压力的政府部门也跟进改变了一些教育政策。至今，这份报告还是加拿大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学校质量指南。

    在费雷泽研究所的网站上，提供详尽的学校排名，还有比较工具，可以任选六家以内学校比较

　　另一种工具更加地高端。它不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而是系统地研究公共事务的。比如在社会调查中有一个方法叫“德尔菲”法，就是在智库研究中得到发展、发扬的。这个方法克服了在专家讨论中经常发生的专家们不能充分发表意见、权威人物左右其他人的意见等弊病。结果被运用于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研究中。

　　所以，智库提供的，其实并不是一份份枯燥的报告和数字，相反，它是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休戚相关的。而智库所带来的恰恰是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理性。这样的理性，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提出最为合适，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智库能提供科学方法下的研究成果，公共政策受惠于此不是一时、一地的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智库缺失长远、战略性的眼光。另一方面又被指大而不当，基本是一些宏观的东西，缺少事务的细分。例如在宾大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在教育、环保等热点领域的单项排名中，中国就无一入榜。那么，智库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具体的政策呢？

　　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美国兰德公司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兰德医疗保险实验”了。这个实验在1974-1982年间持续了八年，耗资8300万美元。目的就是为了设计最为合理的医保方案。因为在当时，病人在医保上应不应该，应该有多少的自费比重已经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方面，涉及到公共财政的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病人健康问题。所以美国政府委托兰德进行了实验。为此，兰德公司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型保险公司。最后，兰德公司历时八年的实验结果是，部分自付的保险方案能够显著降低卫生服务使用和卫生花费，但和被保险者的健康状况关系不大。这个实验至今被认为是社会保险问题上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一个实验。许多公共保险政策的制定都参考了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兰德公司也参加过中国的农村医疗保险试点项目，研究结果为后来的农村医保政策所吸纳

　　看了兰德公司这个案例，可以发现，一个好的智库研究成果，其实和药厂研发新药是一样的，要理论、要实验、要数据，兰德公司这个保险实验一点不比著名的“大规模随机双盲实验”轻松。最后生产出来的“药”也可以运用很久。

　　所以，智库不光是理论，“贩卖”的也不仅仅是思想，而是和公共政策息息相关的方案、工具。如果仅仅是理论知识，那么找大学科研机构就行了，不需要智库的存在。

　　那么，中国智库还欠缺什么呢

　　独立性、公共性和长远性缺一不可

　　独立。在提到中国智库时，“独立性”是一个会被反复提及的词语。事实上，智库就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使命的。就有一个问题了，前文已经讲了不独立的弊病，那要是独立于、不依附于政府的话，又怎么能让自己所提倡的公共政策得到实现呢？可以看到的是，和国外智库将自己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并且格外重视自己的媒体影响力不同，中国的大部分智库都刻意低调。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防止高调曝光引发负面效应，反而让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

　　公共。不够独立和中国智库的一个方向有关，都企图“向上”影响公共政策。而不注意向下交流，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都有这个问题。近年来，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去国外考察智库的运行。在一篇关于德国智库的考察报告中就提到德国智库的公共性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民意基础，一项公共政策即使被颁布，也不太可能得到良好贯彻。而智库的繁荣，意味着各种的方案在智库“市场上”被“兜售”，从而“兼听则明”。此外，智库本身并不是以批评为目的才建设的，即使有对政策的合理批评也并非不能忍受。

　　长远。智库的名声不是一天两天就建立的。而抱着建设“百年老店”的决心，智库才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而不是短视。问题是，中国的许多半官方或者民间智库，其实都是以发起人的声望为中心而建立的，从而得到资源。这样一来，发起人出现什么问题，就很可能难以为继了。事实上，智库要建立庞大的分析样本和数据库，离开时间可不行。

　　综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智库的资金来源了。在一些相关分析中会提到智库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不过这个市场不是买卖的市场，而是思想的市场。美国的做法是，好的智库背后是多元化的捐助，没有哪一个捐赠人有绝对的份额，从而维持独立。德国的做法则是主要由政府预算来拨款，同时保证智库独立，因为智库是促进公共利益的项目。

　　最后还得学会兜售 “思想产品”

　　全球很多地方的智库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叫作“纳税人自由日”的数据。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前文提到的智库费雷泽研究所开发的最著名的一个公共政策工具。一般而言，人们对自己究竟交了多少税不是特别清楚。这款工具就直接把税负给量化了，“纳税自由日”指的就是在在一年之中，到了这个日子之后，赚的钱才进自己荷包，之前的都是税收。该工具被全球很多智库所用，同时也推动了一些地方税收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其更加合理。如果税负是一连串复杂的计算和一篇篇枯燥的论文，这个东西实在很难为人理解，而“X月X号”这样的量化则是一个很好的包装。另外智库就会从发布报告、联系媒体、影响决策者等方面多方位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好的智库，会把自己的专业给“接地气”，寻求最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