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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

时间:2009-12-08 09:01来源:《中国城市化》2006年第4期 作者:郑庆昌 江化开 张丽萍 点击:
新农村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既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又要防止离开农村甚至放弃农村的错误倾向。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构建平等公平、互动互促、和谐共富的有中国特色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
 
郑庆昌 江化开 张丽萍
(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是对新阶段农村发展做出的重大部署。新农村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既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又要防止离开农村甚至放弃农村的错误倾向。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构建平等公平、互动互促、和谐共富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解决当前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在我国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要防止农业过度弱化、农村凋敝和农民贫困,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和共同发展,努力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局面。
[关键词]新农村;新型城乡关系;公平;互促;共富
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提出。200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也包括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内容。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承担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的课题研究,福建省还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书。那么,如何理解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它与以往新农村的涵义有何不同?五中全会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对新农村作了全景式的描绘,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1]。五中全会所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是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农互动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的重大部署。重提建设“新农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对当前农村全面发展的一次新的重要探索。新农村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既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又要防止离开农村甚至放弃农村的错误倾向;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构建平等公平、互动互促、和谐共富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
 
一、克服对新农村建设理解的误区
 
探讨新农村问题,首先是要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精神。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反映非常热烈,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从各种会议、报刊、网络发表的观点来看,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五中全会精神的误读。五中全会强调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有人认为,新农村建设要从农村外部来解决农村问题,把农村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外部,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规律。然而,当我们结合国情特别是现实情况,在历史发展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政策演变的轨迹,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对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误解。
五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发展导向可以说是经历了从“限制制约”到“放开”再到“放任自流”的演变过程。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以实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种政策在促进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同时又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对农民实行了“放开政策”,在农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两大基本制度。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从限制制约到放开,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城乡二元旧体制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新矛盾的积累,农村政策的滞后性,使得各种潜在、深层的矛盾和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放开政策”实际上逐渐被演变为“放任自流”的状态。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难办、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城乡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2]。
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国家对农村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转变,到此次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强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标志着我国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战略性转变,即从过去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转变。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但是,这种转变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强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着力点正是在于要促进农村自身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以往忽视农村自身发展求发展的比较偏激倾向的一种纠正。“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恰恰就是要解决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自身如何发展的问题,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不使农业过度弱化、农村凋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过程中来促进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和共同发展,而不是对农村的放弃。
中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就有8亿多,农村劳动力5亿多。这些人口和劳动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虽然有1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我国现在虽然已经朝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方向迈进,但还仅仅是开始,目前我国的工业和城市发展还不足以完全能带动整个农村的发展。国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都比较高,城乡人口的比重为4:1, 而我国是1:2,1个城市人要带动2个农村人。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采取一种放弃农村的做法。简单地照搬国外的做法,脱离现实的理论推导只能误导。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农村、正视“三农”的严峻问题,就不难认识到目前在“三农”问题上一些理论的误区和政策上的滞后和偏颇。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强调,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3]。即使经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仍会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我们要的是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因此,三农政策最终要统一到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让农民进了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还得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稳定农村、改善农民的生活的问题。(责任编辑:特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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